读《江南园林志·造园》，可辅以陈从周《续说园》，互相参证，易达其旨。吾国园林尤重诗情画意，造园如作画，画人与其事者，不胜枚举。王石谷，僧原济（石涛），事丹青而旁及造园，计无否、张南垣、戈裕良，皆文心而匠业者，故能尽其妙。
清人沈元禄谓：“奠一园之体势者，莫如堂；据一园之形胜者，莫如山。”非达者焉能见此。古人造园，必先起屋，然后治山水其间，可知建筑对于园林，重若腹心。园林建筑，曰堂、曰楼、曰房。堂者，当（挡）也，恢弘其制以为应接，亦作藩屏之用。重堂曰楼，楼者，透也，必也四面通透，于景无碍；房者，防也，言其私密，斋、馆亦其俦类。连廊、曲径、小桥连属其间，如文中虚字，顺接文意，过度从容。亭者，停也，如文中句读，使游园节奏得以调整。台者，抬也，为抬高视线，以接远景故也。
童寯先生言造园三境界，曰：疏密得宜，曲折尽致，眼前有景。此可与王静安《人间词话》之人生三境界并观。要言之，疏密得宜，曲折尽致，倶造园手段，而“眼前有景”则目标。造园“有法而无式”无意于工乃佳，此不易之论。造园之道，譬如作文，必也成篇在胸，然后遣词造句，一吐锦绣。
园之俗劣如八股末流，一颦一笑倶落窠臼。晚近诸园气格多纤弱，以其规模名园，终少性灵独抒之妙，至招“千园一面”之讥。而近代园林“趋同进化”，实传统文化衰微之相。故一代有一代之园，园林与当时之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皆声气互通。治园林者，知其人，论其世，然后可得要领。海通之后，江南园林渐染摩登风气。昔王石谷融南宗笔墨、北宗丘壑而成山水新面，近世园林“中西结合”者亦不乏其例。苏州朴园虽具山水之观，而以平铺直叙出之，建筑又多西制，此亦时代潮流使然。
文人园林与城市公园，设计理念与造园手法迥殊。要言之，公园重开敞而园林尚幽深，公园重规整而园林尚自然。公园空间开敞，为能广纳游人，从容信步，其服务对象为社会大众，规整明净斯可矣。园林为文人活动空间，既以风雅为宗，复尚迂曲，类若诗词用典，必也深饰其言，以古为新。拙政园“嘉实亭”，化用山谷“江梅有嘉实”之句，遥接《尚书》“若作和羹,尔惟盐梅”，典则古雅，意味深远。至于空间安排，言深，则武陵人误入桃源；言幽，则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庶几近之。留园为空间处理之极则，而拙政园东部少曲折深幽之致，几成过道，此一正一反之鉴。
江南园林，朴野是尚，雕梁画栋，彼所不取。宋时沧浪亭，三向皆水，草树郁然，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。明时拙政园，滉漾渺弥，望若湖泊。即以“墙”而论，今之江南园林多粉墙，光影投射即成天然图画。又粉壁多嵌漏窗，曰“漏明”，形制变化无穷，既可漏景于人，使空间延伸不尽，又得通风、透光之利。泰州乔园以玲珑湖石嵌于壁间而成漏明，半由天然，半由人工，深得园林专家赞誉。
园林围墙有以乱石叠成而不施灰浆者，曰“虎皮墙”，本山野农家之乱石墙也，其制多见于郊野、山地园林，灵岩山乾隆行宫旧址，天平山庄尚留遗存。江南名园之驳岸、墙基，多有作“虎皮”者，此亦沿袭古制。宣圣以“虎豹之文”喻君子，而两宋瓷器多尚冰裂，虎皮墙之审美其来有自。
或以竹编屏，植蔷薇、木香诸藤花攀附其上，此为园林墙垣之第三种形制，流行于明及清早。其制不为计成所取，以其不耐久，维护繁琐故也。结花为屏，作用有三：一为分隔空间，导游人以曲折；二可当漏明之用；三为立体花境，足资观赏。艺圃入门之蔷薇径，实由“蔷薇屏”演化而来，今以粉墙代竹。
江南园林，无池沼者盖鲜矣，水陆相接处必有驳岸。驳岸形制不外有三，曰虎皮石（条石）驳岸、叠石驳岸、土驳岸。虎皮石驳岸前已言之，叠石驳岸最为常见，艺圃与网师园山脚贴水处，斯为佳妙。又石与土，本唇齿之依，此亦仿诸自然，今见石不见土，失却本来面目。叠砌规整者尤显俗恶。土驳岸取其朴野，东坡诗：野水参差落涨痕，言尽其妙。盖水必于岸之参差见其野。又菰蒲生碧，蓼汀浴凫，如至江南村落，妙不可言。
园之铺地为便于行，兼具审美功能。石之“弹石”“碎冰”，砖之“回纹”“人字”皆承古制，其他几何纹样，倶载《园冶》诸书，无烦赘述。至若“五福捧寿”“平升三级”“暗八仙”则清世“有图必有意，有意必吉祥”之体现，高士园居焉有富贵之求？此与早期江南园林之朴野作风判若云泥矣。
